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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黄氏八种》，数百年来在医学界影响深远，至今在国内外广为流传，也成为昌邑市档案馆之珍藏。
可遗憾的是，对其作者黄元御就鲜为人知了。黄元御原名黄玉璐，字元御，另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生于昌邑市都昌街道黄家辛戈村。他终生从事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研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医术精湛，声望素著，是清朝乾隆年间誉满天下的一代名医。
黄元御出身诗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颖悟异常，“百家诸子之论，率皆过目冰销，入耳瓦解”。他少负大志，常欲跻身青云，学成旷世之才，为一代名相治国济世。不料30岁那年，久困科场的黄元御患了眼病，为庸医所误，致使左目失明。遭此劫难后，他五官不正，无路仕进。黄元御痛恨庸医害人，加之怀才不遇，于绝望中另辟新径，立志学医。他发愤说：“不为良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
于是，黄元御“杜门谢客，思黄帝、歧伯、越人、仲景之道……”。他首先精心研读《素问》、《灵枢》、《难经》，继尔研读《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他治学极为勤奋严谨，读书穷本溯源，不惜时间与心血，“罄心渺虑……三载而悟”。由于他学习书本知识和前人的经验，不仅能发微探幽，勤奋不倦，且从不囫囵吞枣，拘泥于一孔之见，从而集众人之智，成一家之长。无论在医疗实践还是在理论建树方面，都独树一帜。临床过程中，每每诊断准确，剖析精当，药到病除。行医不久，即名声遐迩，誉满杏林，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神医”。
中年后，黄元御离开昌邑，先后游历苏、浙、皖、晋、陕等地，遍访名医，医术更加精深。同时，他设馆授业，门人甚多，备历甘苦，饱经风霜。他行医一生，富贵不媚，贫贱不欺。有一次，有三个人同时前来请医，一人坐轿，一人骑驴，一人步行。元御见步行者衣衫褴缕，知其家道贫寒，病情不十分危重，不会轻易请医。他二话没说，首先随步行者前往诊治，其次才是骑驴、坐轿者。事后，邑人交口称赞，传为佳话。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遂诏进宫。据传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太监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乃不治之症”。乾隆闻言心悦诚服，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之病是三分药毒，一分病毒，服二剂先去药毒，一剂去病毒。”果服三剂而愈。皇帝大喜，封以高官，赐以重金，黄元御皆坚辞不受，说：“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
黄元御身在朝廷，心忧天下。他一方面为宫廷内穷奢极欲、尔虞我诈的***而愤慨，一方面为不能拯救天下苍生，难以实现自己“为名医济人”的夙愿而忧郁。此时，元御居太医院，受御医排斥，虑吉凶莫测。最后，终以省亲为由辞返故里，结束了为期4年的御医生活。返乡不久，帝诏回京，元御以病故复命，断然拒绝，随即潜赴苏杭。其后多数时间，他一直避居江南民间，行医研著，为穷苦百姓治病，声望极高。当时随他学医者甚多，桃李遍苏杭。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他从江南返回故里，继续为家乡人民治病，终因积劳成疾，于同年9月17日在昌邑南隅村病逝。时年53岁。
黄元御华生潜心医学，不求闻达，以济世救人为乐事。他秉性清高，不堕俗流，生前曾做《咏风筝》诗一首，以抒其怀，诗曰：“命薄如纸数里该，姻缘全凭一线来；平生不爱云和雨，惟喜春风抱满怀。”
黄元御在行医治病之余，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从事医学理论研究。他一生著述颇丰，仅记于《清史稿》的就有11种，计98卷，凡数十万言。其中《素灵微蕴》、《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意》、《玉楸药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解》等，习称“黄氏医书八种”。此外，江南等地还流传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及《瘟疫痘疹》等医著。这些医著，解说前人之莫解，立其独见之明，名冠医林，影响深远。黄元御一生对庸医害人深恶痛绝。他认为，历史上庸医杀人，屡屡发生，无异于刀兵之难、水旱之灾和蝗螟之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许多从医者不学无术，一知半解，以医学经典著作研读不精，理解偏颇。因此，他才下决心从事理论著述，结合自己大量的临床实践，对历史上经典医著进行深入剖析和精心研讨，不袭前人旧窠，多有独到之处，从而自成一家。黄元御的医学理论，受张仲景的影响较大。对历史上诸多的医学大家，他博采众长，独尊仲景。在《玉楸药解》自序中他写道：“昔神农解药，黄帝传医，仲景先生继黄农立法，圣作明述，于是备焉。”但是，即使对于张仲景，他也是学习中有分析，继承中有发挥，从不肯拘于一格，生吞活剥。他提出的“扶阳抑阴”以祛病延年和主温重阳的观点，便独居医家一宗。他关于《伤寒论》理论的探索，对瘟疫，痘疹发病机理的认识，尤为独创之见解。
黄元御的“黄氏八种”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医学界广为传颂。昌邑周围数百里之为医者，不读黄氏医书，自感学识不高，医理欠明。亦有不为医者，见其文章精美，读后使人余香满口，争相传阅，引为快事。全国其他地区的从医者得到黄氏医书，亦如获至珍，藏为秘本。黄氏医书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已于清末传入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国。近几年，山东省已正式成立了黄元御医学理论研究会，并于1988年在昌邑召开研讨会，全国中医界的许多名医、教授等权威人士纷纷前往参加，对黄元御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黄元御的医学见解将会对光大祖国医学，解除人民疾苦作出更大的贡献。
可遗憾的是，对其作者黄元御就鲜为人知了。黄元御原名黄玉璐，字元御，另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生于昌邑市都昌街道黄家辛戈村。他终生从事医疗实践和医学理论研究，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医术精湛，声望素著，是清朝乾隆年间誉满天下的一代名医。
黄元御出身诗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颖悟异常，“百家诸子之论，率皆过目冰销，入耳瓦解”。他少负大志，常欲跻身青云，学成旷世之才，为一代名相治国济世。不料30岁那年，久困科场的黄元御患了眼病，为庸医所误，致使左目失明。遭此劫难后，他五官不正，无路仕进。黄元御痛恨庸医害人，加之怀才不遇，于绝望中另辟新径，立志学医。他发愤说：“不为良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
于是，黄元御“杜门谢客，思黄帝、歧伯、越人、仲景之道……”。他首先精心研读《素问》、《灵枢》、《难经》，继尔研读《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他治学极为勤奋严谨，读书穷本溯源，不惜时间与心血，“罄心渺虑……三载而悟”。由于他学习书本知识和前人的经验，不仅能发微探幽，勤奋不倦，且从不囫囵吞枣，拘泥于一孔之见，从而集众人之智，成一家之长。无论在医疗实践还是在理论建树方面，都独树一帜。临床过程中，每每诊断准确，剖析精当，药到病除。行医不久，即名声遐迩，誉满杏林，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神医”。
中年后，黄元御离开昌邑，先后游历苏、浙、皖、晋、陕等地，遍访名医，医术更加精深。同时，他设馆授业，门人甚多，备历甘苦，饱经风霜。他行医一生，富贵不媚，贫贱不欺。有一次，有三个人同时前来请医，一人坐轿，一人骑驴，一人步行。元御见步行者衣衫褴缕，知其家道贫寒，病情不十分危重，不会轻易请医。他二话没说，首先随步行者前往诊治，其次才是骑驴、坐轿者。事后，邑人交口称赞，传为佳话。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无策。当时，宫中有一太监为昌邑玉皇庙村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便向朝廷推荐，遂诏进宫。据传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太监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乃不治之症”。乾隆闻言心悦诚服，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之病是三分药毒，一分病毒，服二剂先去药毒，一剂去病毒。”果服三剂而愈。皇帝大喜，封以高官，赐以重金，黄元御皆坚辞不受，说：“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便命他入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乾隆十六年二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治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歧黄”，悬于太医院门首。
黄元御身在朝廷，心忧天下。他一方面为宫廷内穷奢极欲、尔虞我诈的***而愤慨，一方面为不能拯救天下苍生，难以实现自己“为名医济人”的夙愿而忧郁。此时，元御居太医院，受御医排斥，虑吉凶莫测。最后，终以省亲为由辞返故里，结束了为期4年的御医生活。返乡不久，帝诏回京，元御以病故复命，断然拒绝，随即潜赴苏杭。其后多数时间，他一直避居江南民间，行医研著，为穷苦百姓治病，声望极高。当时随他学医者甚多，桃李遍苏杭。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他从江南返回故里，继续为家乡人民治病，终因积劳成疾，于同年9月17日在昌邑南隅村病逝。时年53岁。
黄元御华生潜心医学，不求闻达，以济世救人为乐事。他秉性清高，不堕俗流，生前曾做《咏风筝》诗一首，以抒其怀，诗曰：“命薄如纸数里该，姻缘全凭一线来；平生不爱云和雨，惟喜春风抱满怀。”
黄元御在行医治病之余，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从事医学理论研究。他一生著述颇丰，仅记于《清史稿》的就有11种，计98卷，凡数十万言。其中《素灵微蕴》、《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意》、《玉楸药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解》等，习称“黄氏医书八种”。此外，江南等地还流传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及《瘟疫痘疹》等医著。这些医著，解说前人之莫解，立其独见之明，名冠医林，影响深远。黄元御一生对庸医害人深恶痛绝。他认为，历史上庸医杀人，屡屡发生，无异于刀兵之难、水旱之灾和蝗螟之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许多从医者不学无术，一知半解，以医学经典著作研读不精，理解偏颇。因此，他才下决心从事理论著述，结合自己大量的临床实践，对历史上经典医著进行深入剖析和精心研讨，不袭前人旧窠，多有独到之处，从而自成一家。黄元御的医学理论，受张仲景的影响较大。对历史上诸多的医学大家，他博采众长，独尊仲景。在《玉楸药解》自序中他写道：“昔神农解药，黄帝传医，仲景先生继黄农立法，圣作明述，于是备焉。”但是，即使对于张仲景，他也是学习中有分析，继承中有发挥，从不肯拘于一格，生吞活剥。他提出的“扶阳抑阴”以祛病延年和主温重阳的观点，便独居医家一宗。他关于《伤寒论》理论的探索，对瘟疫，痘疹发病机理的认识，尤为独创之见解。
黄元御的“黄氏八种”一经问世，便在当时的医学界广为传颂。昌邑周围数百里之为医者，不读黄氏医书，自感学识不高，医理欠明。亦有不为医者，见其文章精美，读后使人余香满口，争相传阅，引为快事。全国其他地区的从医者得到黄氏医书，亦如获至珍，藏为秘本。黄氏医书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已于清末传入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国。近几年，山东省已正式成立了黄元御医学理论研究会，并于1988年在昌邑召开研讨会，全国中医界的许多名医、教授等权威人士纷纷前往参加，对黄元御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黄元御的医学见解将会对光大祖国医学，解除人民疾苦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