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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中医药名家、伤寒教育家陈慎吾辞世已近40年，然而他的治学思想及医术医德却在后辈学人之间传颂不已。2008年11月18日，在他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之际，他的名字再度被后人缅怀。这一天，“陈慎吾名家研究室”挂牌成立；这一天，陈慎吾遗作《伤寒论讲义》出版发行。陈慎吾伤寒学术思想及其形成的伤寒学术教育特色品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得到传承。
出身儒门的陈慎吾，因目睹族人患病误于庸医之手而立志学医。年轻时，陈慎吾自学中医，拜河南儒医朱壶山老大夫为师，专攻仲景学说。后来，在身为同仁堂族长的姑父的支持下选择了从医之路。
1935年，陈慎吾与胡希恕在北京西城区灵境胡同成立“国医著者联合诊所”，召集京城名老中医为老百姓解除病患。第二年，鉴于中医事业日渐衰弱、后继乏人的现状，陈慎吾开始在临床治疗之余致力中医教育。这一时期，他白天出诊，晚上给学徒上课，忙得不亦乐乎。1938年，由朱壶山推荐，陈慎吾执教于孔伯华主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他亲自试办小型中医学习班，培养学生千余人，将中医知识散布到全国各地。时至今日，陈慎吾所倡导的关于中医发展与传承的观点仍值得我们遵行和提倡。
1948年，陈慎吾创办北平中医研究所，后改称为北京中医研究所，主要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1956年，经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批准，陈慎吾在北京中医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并聘请当时名贤上课。这是当时唯一一所经zhengfu批准的私立中医院校，与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和孔伯华先生创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叶北京地区最重要的3所私立中医院校。同年，陈慎吾被调入北京中医学院，担任伤寒教研组组长、院务委员会委员。上任之前，陈慎吾亲手将“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的最后一班学生移交给市中医学校。在老先生看来，办学要讲究有始有终，对待学生要讲究恩威并存。这些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首届中医专科班的学员，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强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1962年，陈慎吾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任应秋一起，拟订了《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并上书卫生部，提出代表老一辈中医学者共同心愿的“要先继承好，才能有提高”的口号，力促近现代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文革”中，这个报告被定性为“反党纲领”，这一事件也成为闻名全国的“五老上书”事件。陈慎吾由此受到残酷的迫害，身心俱残，终于1972年含冤病逝。
陈慎吾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堪称我国中医文化的瑰宝，但他一生著作甚少。《伤寒论讲义》是他为帮助青年教师开展教学，于1971年在病中写下的。此书未能在陈老临终前付梓出版，实属憾事。现在，经先生之子陈大啟及其门生的整理，终于得以面世，也算是了却陈老一桩心愿。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人建议陈慎吾将其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和临床经验整理出版，但是每次，他都婉言谢绝。他说：“著书立说不难，只恐炉火不纯，贻误后人，悔之晚矣。”
陈慎吾一生严谨治学，与《伤寒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以《内经》释《伤寒论》，中年以各家之说注《伤寒论》，晚年以临床实践证《伤寒论》。他崇尚仲景学说并以之指导临床，他认为，张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法则，揭示了证、方、药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方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有药无方只能治症，而不能治病；有方无药，不会随证化裁，则不能适应临床变化的需要，所以治病必须有方有药。只有掌握了《伤寒论》六经病脉证并治，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些研究心得，对后来方剂制方原则如寒热杂投、升降相因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后人如此评价陈慎吾：“陈老的一生是为中医教育呕心沥血的一生，是弘扬中医学圣典的一生，是济世救人的一生。”
出身儒门的陈慎吾，因目睹族人患病误于庸医之手而立志学医。年轻时，陈慎吾自学中医，拜河南儒医朱壶山老大夫为师，专攻仲景学说。后来，在身为同仁堂族长的姑父的支持下选择了从医之路。
1935年，陈慎吾与胡希恕在北京西城区灵境胡同成立“国医著者联合诊所”，召集京城名老中医为老百姓解除病患。第二年，鉴于中医事业日渐衰弱、后继乏人的现状，陈慎吾开始在临床治疗之余致力中医教育。这一时期，他白天出诊，晚上给学徒上课，忙得不亦乐乎。1938年，由朱壶山推荐，陈慎吾执教于孔伯华主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他亲自试办小型中医学习班，培养学生千余人，将中医知识散布到全国各地。时至今日，陈慎吾所倡导的关于中医发展与传承的观点仍值得我们遵行和提倡。
1948年，陈慎吾创办北平中医研究所，后改称为北京中医研究所，主要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1956年，经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批准，陈慎吾在北京中医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并聘请当时名贤上课。这是当时唯一一所经zhengfu批准的私立中医院校，与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和孔伯华先生创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叶北京地区最重要的3所私立中医院校。同年，陈慎吾被调入北京中医学院，担任伤寒教研组组长、院务委员会委员。上任之前，陈慎吾亲手将“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的最后一班学生移交给市中医学校。在老先生看来，办学要讲究有始有终，对待学生要讲究恩威并存。这些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首届中医专科班的学员，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强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1962年，陈慎吾与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任应秋一起，拟订了《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并上书卫生部，提出代表老一辈中医学者共同心愿的“要先继承好，才能有提高”的口号，力促近现代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文革”中，这个报告被定性为“反党纲领”，这一事件也成为闻名全国的“五老上书”事件。陈慎吾由此受到残酷的迫害，身心俱残，终于1972年含冤病逝。
陈慎吾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堪称我国中医文化的瑰宝，但他一生著作甚少。《伤寒论讲义》是他为帮助青年教师开展教学，于1971年在病中写下的。此书未能在陈老临终前付梓出版，实属憾事。现在，经先生之子陈大啟及其门生的整理，终于得以面世，也算是了却陈老一桩心愿。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很多人建议陈慎吾将其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和临床经验整理出版，但是每次，他都婉言谢绝。他说：“著书立说不难，只恐炉火不纯，贻误后人，悔之晚矣。”
陈慎吾一生严谨治学，与《伤寒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以《内经》释《伤寒论》，中年以各家之说注《伤寒论》，晚年以临床实践证《伤寒论》。他崇尚仲景学说并以之指导临床，他认为，张仲景确立的辨证论治法则，揭示了证、方、药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方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有药无方只能治症，而不能治病；有方无药，不会随证化裁，则不能适应临床变化的需要，所以治病必须有方有药。只有掌握了《伤寒论》六经病脉证并治，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些研究心得，对后来方剂制方原则如寒热杂投、升降相因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后人如此评价陈慎吾：“陈老的一生是为中医教育呕心沥血的一生，是弘扬中医学圣典的一生，是济世救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