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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方大家曹颖甫（1868～1937），民国年间名医，讳家达，字颖甫，一字尹甫，号鹏南，晚署拙巢老人，清末民初江苏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人。生于清&S231;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2月21日），卒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1月9日）。曹氏精医术、工诗词、善画梅，除医学著作外，尚有《古乐府评注》、《诸子精华录》、《气听斋诗集》、《梅花诗集》、《古文》、《骈文》、《词集》、《门人姜佐景辑录》、《曹颖甫医案》、《丁甘仁先生作古纪念录》各若干卷。
江苏自古名医辈出，曹氏生长于一个有中医学素养的家庭。其父曹秉生“深通中医，家人患疾，从不延医，自家处方服药，无不霍然病痊。”。他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医心向往之，少年时就喜读医书，其父见了便勉励道：“读书之暇，倘得略通医理，是亦济世之一术也！”。曹氏十二岁时读张隐庵的医著《伤寒论集注》；十三岁时研习《伤寒论·阳明篇》，“适有邻居老妇卧病缠绵，更医者屡，久不得效，先生试诊之，脉实，大便多日未行，腹胀而拒按。曰：此大承气汤也！斗胆投之，功如桴鼓。乃叹曰：仲圣之方，若是其神哉！”。十六岁时其父“病洞泄寒中，医者用芩连十余剂，病益不支，汗凝若膏，肤冷若石，魂恍恍而欲飞，体摇摇而若堕，一夕数，惊，去死者盖无几矣。最后赵云泉先生来，投以大剂附子理中加吴萸丁香之属，甫进一剂，汗敛体温，泄止神定，累进之病乃告痊。云泉之言曰：今年太岁在辰，为湿土司天，又当长夏之令，累日阴雨，天人交困，证多寒湿，时医不读《伤寒&S231;太阴篇》何足与论活人方治哉！予自闻此语，然后知仲景方治果足脱人于险也。”。
厥后治举子业，房师嘉定秦芍龄先生明医理，先生少时就读南菁学院，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是著名的汉学大师而兼精医学。两位老师以儒通医，曹氏受他们的影响，在治经学的同时继续钻研医学，间为人治病。在读书期间曹氏善长词章，于研求经训之外，肆力于诗文；其为文，初学桐城，更上溯震川庐陵以达晋魏。其诗尤超绝有奇气，不为古人所囿，别树一帜，同学称之为“诗文大家”。其为人笃厚淳谨，秉性耿直，同学亦称之为“曹戆”。二十五岁时，赴试金陵，途中卧病，偕行者略知医方，日以藿香、佩兰进之，汗出而热不除，抵金陵，病益殆。后经其表伯陈葆厚先生用桂枝白虎汤一服而愈。“予至是，益信经方，然以家君子期望予掇取科名，未暇尽瘁研究。”
光绪壬寅（1902年）登贤书，举孝廉（31岁中为举人）。光绪甲辰（1904年）诏罢科举，曹氏即绝意于仕途，征选知县不应。精归学，擅学画，尤擅画梅，昹梅寄志。初以诗文名于时，医界有“诗、文、画三绝”之誉。“常借诗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气，又旁溢为画梅。梅以冬心，而老干挺立，折枝俪落，含遒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也。颖甫之画梅，必系以诗，诗主而梅客，虽以二者并传，君意则以诗名梅也。”“闻辛亥革命时，颖甫以巾裹发，不肯去辫，乡人有谋用利剪剪之，则乘夜循至沪上，久之方归。袁世凯称帝时，各县士绅列名劝进，某太史受袁氏金，为江阴县代表。颖甫于某，论亲则姻叔，论谊则业师，闻之，突诣某所，诘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贿，而作此无耻之事耶？我江阴人之颜面，为汝剥尽矣！’某大惊，急曰：‘无此事，无此事。’”[8]曹氏虽绝意仕途，但心存济世，年三十八岁“慨然兴救世之志”，自此致力于医学济世活人。其治学专宗长沙，反复研读张隐庵、黄坤载、程修园诸家的《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悬解》、《伤寒论浅注》等“伤寒”、“金匮”著作，并旁及时方各家。其用经方治病，“实起于家庭：用大剂附子理中，则自先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用皂荚丸，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时吐浊痰始；用十枣汤，则自母氏病痰饮始；用甘草粉蜜汤，则自家婢病蛔厥始；用大黄牡丹汤，则自若华母潘氏病肠痈始。莫不随时取效，其应如响。”后虽“南走湖湘，北游齐鲁，行笈中恒以方书自随，未尝一日暂废。及白潍县归，家居数载，暇即与里中钱性芳、朱翔云、冯箴若诸先生互相讨论，以阐发经旨为要务。”1917年后在丁甘仁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中医院校任教，桃李遍天下，近代名医秦伯未、章次公、王一仁、沈石顽等，为其入门弟子之佼佼者。
岁已未（1919年），曹氏悬壶于沪上。其年过五十，始来上海行医，初不甚知名，医务亦较清淡，“此无他，先生拙于言辞，不善修饰。上海浮夸之地，人多皮相故也。”而曹氏“以利济世人疾苫为事，亦不屑屑于诊金之多寡，以是贫病者咸感赖之。”他的应诊病人多为劳动群众，诊费收得很低，有时不但免费反而施以医药。其处方，常常是一、二帖，用药少而精，疗效则多为“覆杯而愈”。久而声名鹊起，“贫病者皆庆幸歌颂”之。后受丁甘仁之邀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之职，并讲授《伤寒》和《金匮》课程。“其授课也，携水烟筒纸煤一把，且吸且讲。以《伤寒》、《金匮》深文奥义，抉择隐微，启迪后进，学者亲炙其绪余，咸心悦诚服，而忘其举动之离奇矣。”教学之余在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坐诊，每年端午至中秋节例有施医给药，大约前后共三年时间。在上海期间，曹氏特与丁甘仁先生友善，两人常常相互讨论医学，以振兴中医为己任。1926年丁甘仁先生逝世，“自丁翁作古，先生眷恋故人，郁郁寡欢，乃专志闭产著书，讲经授徒。”志在使中医后继有人。1931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该校第一任校长是谢利恒，期任教于该校的老师除曹颖甫之外还有丁福保、陆渊雷、祝味菊等人。
近代，西方列强不但依仗其坚船利炮侵略我国，在民族文化方面也是全面摧残，对待传统中医学办亦是如此。在国内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落后、不科学，加以全而否定，进而提出“废止中医案”。当时医学界曾流行着“中医不亡，是无天理”的一句话，可见中医学被蹂躏的程度。在上海，中医界时尚所趋“淡药”风行，多数国医因循守旧，处方常用桑、菊、银、翘之类，而不敢用麻、附、军、膏“将军”之药。时医谓之曰：“古方不能治今病”，治病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轻描淡写明哲保身。曹氏则尊仲景之学，倡导经方，独树一帜，以挽救中医之厄运。“先生则不肯随俗俯仰也。盖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尤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宁不效而受谤，毋有方而不用。”其“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用经方重剂治病救人，常常是“一剂知，二剂已。”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期间及诊暇之余，讲经受徒，诲人不倦。“一时四方学子负笈来归者，济济如也。时从先生游者，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沈屙，愈废疾，时人有曹派之目……或以诗请益，或以医求教，先后出先生门下者，毋虑数百人，今皆为超群拔俗之士。”
1937年“9.18”事变，日寇侵华攻击上海，先生即返故里，12月1日江阴城陷，日寇烧杀淫掠，先生守家门如守国门未弃家避难。日寇占领江阴，欲借曹之声望，诱其登任当地维持会长，遭先生坚拒。7日上午10时许，日寇追逐妇女侵入曹宅，先生柱杖拦截痛斥，大义凛然，惨遭杀戮，肠溢腹外犹痛骂不绝，两天后（11月9日）气绝身亡，时年七十岁。先生不只医名卓著，更以嫉恶如仇的民族气节为后人所景仰。至今大陆江阴市近年已为曹颖甫塑像，其旧居亦作为古城景点，供游人凭吊。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评价曹颖甫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家”。
江苏自古名医辈出，曹氏生长于一个有中医学素养的家庭。其父曹秉生“深通中医，家人患疾，从不延医，自家处方服药，无不霍然病痊。”。他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医心向往之，少年时就喜读医书，其父见了便勉励道：“读书之暇，倘得略通医理，是亦济世之一术也！”。曹氏十二岁时读张隐庵的医著《伤寒论集注》；十三岁时研习《伤寒论·阳明篇》，“适有邻居老妇卧病缠绵，更医者屡，久不得效，先生试诊之，脉实，大便多日未行，腹胀而拒按。曰：此大承气汤也！斗胆投之，功如桴鼓。乃叹曰：仲圣之方，若是其神哉！”。十六岁时其父“病洞泄寒中，医者用芩连十余剂，病益不支，汗凝若膏，肤冷若石，魂恍恍而欲飞，体摇摇而若堕，一夕数，惊，去死者盖无几矣。最后赵云泉先生来，投以大剂附子理中加吴萸丁香之属，甫进一剂，汗敛体温，泄止神定，累进之病乃告痊。云泉之言曰：今年太岁在辰，为湿土司天，又当长夏之令，累日阴雨，天人交困，证多寒湿，时医不读《伤寒&S231;太阴篇》何足与论活人方治哉！予自闻此语，然后知仲景方治果足脱人于险也。”。
厥后治举子业，房师嘉定秦芍龄先生明医理，先生少时就读南菁学院，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是著名的汉学大师而兼精医学。两位老师以儒通医，曹氏受他们的影响，在治经学的同时继续钻研医学，间为人治病。在读书期间曹氏善长词章，于研求经训之外，肆力于诗文；其为文，初学桐城，更上溯震川庐陵以达晋魏。其诗尤超绝有奇气，不为古人所囿，别树一帜，同学称之为“诗文大家”。其为人笃厚淳谨，秉性耿直，同学亦称之为“曹戆”。二十五岁时，赴试金陵，途中卧病，偕行者略知医方，日以藿香、佩兰进之，汗出而热不除，抵金陵，病益殆。后经其表伯陈葆厚先生用桂枝白虎汤一服而愈。“予至是，益信经方，然以家君子期望予掇取科名，未暇尽瘁研究。”
光绪壬寅（1902年）登贤书，举孝廉（31岁中为举人）。光绪甲辰（1904年）诏罢科举，曹氏即绝意于仕途，征选知县不应。精归学，擅学画，尤擅画梅，昹梅寄志。初以诗文名于时，医界有“诗、文、画三绝”之誉。“常借诗文以抒胸臆，而其傲岸之气，又旁溢为画梅。梅以冬心，而老干挺立，折枝俪落，含遒劲于秀逸，毕生风骨，盖寓于是也。颖甫之画梅，必系以诗，诗主而梅客，虽以二者并传，君意则以诗名梅也。”“闻辛亥革命时，颖甫以巾裹发，不肯去辫，乡人有谋用利剪剪之，则乘夜循至沪上，久之方归。袁世凯称帝时，各县士绅列名劝进，某太史受袁氏金，为江阴县代表。颖甫于某，论亲则姻叔，论谊则业师，闻之，突诣某所，诘之曰：‘叔竟受袁氏之贿，而作此无耻之事耶？我江阴人之颜面，为汝剥尽矣！’某大惊，急曰：‘无此事，无此事。’”[8]曹氏虽绝意仕途，但心存济世，年三十八岁“慨然兴救世之志”，自此致力于医学济世活人。其治学专宗长沙，反复研读张隐庵、黄坤载、程修园诸家的《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悬解》、《伤寒论浅注》等“伤寒”、“金匮”著作，并旁及时方各家。其用经方治病，“实起于家庭：用大剂附子理中，则自先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用皂荚丸，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时吐浊痰始；用十枣汤，则自母氏病痰饮始；用甘草粉蜜汤，则自家婢病蛔厥始；用大黄牡丹汤，则自若华母潘氏病肠痈始。莫不随时取效，其应如响。”后虽“南走湖湘，北游齐鲁，行笈中恒以方书自随，未尝一日暂废。及白潍县归，家居数载，暇即与里中钱性芳、朱翔云、冯箴若诸先生互相讨论，以阐发经旨为要务。”1917年后在丁甘仁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等中医院校任教，桃李遍天下，近代名医秦伯未、章次公、王一仁、沈石顽等，为其入门弟子之佼佼者。
岁已未（1919年），曹氏悬壶于沪上。其年过五十，始来上海行医，初不甚知名，医务亦较清淡，“此无他，先生拙于言辞，不善修饰。上海浮夸之地，人多皮相故也。”而曹氏“以利济世人疾苫为事，亦不屑屑于诊金之多寡，以是贫病者咸感赖之。”他的应诊病人多为劳动群众，诊费收得很低，有时不但免费反而施以医药。其处方，常常是一、二帖，用药少而精，疗效则多为“覆杯而愈”。久而声名鹊起，“贫病者皆庆幸歌颂”之。后受丁甘仁之邀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之职，并讲授《伤寒》和《金匮》课程。“其授课也，携水烟筒纸煤一把，且吸且讲。以《伤寒》、《金匮》深文奥义，抉择隐微，启迪后进，学者亲炙其绪余，咸心悦诚服，而忘其举动之离奇矣。”教学之余在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坐诊，每年端午至中秋节例有施医给药，大约前后共三年时间。在上海期间，曹氏特与丁甘仁先生友善，两人常常相互讨论医学，以振兴中医为己任。1926年丁甘仁先生逝世，“自丁翁作古，先生眷恋故人，郁郁寡欢，乃专志闭产著书，讲经授徒。”志在使中医后继有人。1931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该校第一任校长是谢利恒，期任教于该校的老师除曹颖甫之外还有丁福保、陆渊雷、祝味菊等人。
近代，西方列强不但依仗其坚船利炮侵略我国，在民族文化方面也是全面摧残，对待传统中医学办亦是如此。在国内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落后、不科学，加以全而否定，进而提出“废止中医案”。当时医学界曾流行着“中医不亡，是无天理”的一句话，可见中医学被蹂躏的程度。在上海，中医界时尚所趋“淡药”风行，多数国医因循守旧，处方常用桑、菊、银、翘之类，而不敢用麻、附、军、膏“将军”之药。时医谓之曰：“古方不能治今病”，治病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轻描淡写明哲保身。曹氏则尊仲景之学，倡导经方，独树一帜，以挽救中医之厄运。“先生则不肯随俗俯仰也。盖先生之临险证也，明知其难治，尤必殚精竭虑，为之立方而后安。曰，宁不效而受谤，毋有方而不用。”其“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用经方重剂治病救人，常常是“一剂知，二剂已。”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期间及诊暇之余，讲经受徒，诲人不倦。“一时四方学子负笈来归者，济济如也。时从先生游者，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沈屙，愈废疾，时人有曹派之目……或以诗请益，或以医求教，先后出先生门下者，毋虑数百人，今皆为超群拔俗之士。”
1937年“9.18”事变，日寇侵华攻击上海，先生即返故里，12月1日江阴城陷，日寇烧杀淫掠，先生守家门如守国门未弃家避难。日寇占领江阴，欲借曹之声望，诱其登任当地维持会长，遭先生坚拒。7日上午10时许，日寇追逐妇女侵入曹宅，先生柱杖拦截痛斥，大义凛然，惨遭杀戮，肠溢腹外犹痛骂不绝，两天后（11月9日）气绝身亡，时年七十岁。先生不只医名卓著，更以嫉恶如仇的民族气节为后人所景仰。至今大陆江阴市近年已为曹颖甫塑像，其旧居亦作为古城景点，供游人凭吊。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评价曹颖甫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家”。
